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泓水之战:宋国想要抗衡楚国,结果成为了笑柄!

2021-03-06 00:02:07已围观来源:互联网编辑:追风资讯网

泓水之战,是东周春秋时期,公元前638年,宋国与楚国为争夺中原霸主地位而发生的一次战斗,这场战役以宋国失败告终。泓水之役发生于泓水(今河南柘城县北30里)。楚国以优势的兵力、旺盛的士气、有利的地理条件,大败宋国,获得全胜。泓水之战后,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。在其后数年间,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,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,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。宋国在泓水之战战败后沦为二流国家,未能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。特别是宋襄公,更是在泓水之战后成为了笑柄。

一、泓水之战的背景和起因

首先,公元前643年(周襄王九年),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去世后,齐国因君位继承而引发内乱。次年,宋襄公出兵协助齐孝公取得君位。同时,楚成王借齐国中衰、中原无霸的机会将势力渗入中原地区。宋襄公不顾宋国国力尚弱,希望能以宋国的公爵地位压制各诸侯国,与楚国争夺中原霸主的位置。由此,非常明显的是,齐桓公的去世,加上齐国整体实力的衰落,这让宋国和楚国,都在蠢蠢欲动。彼时,晋国还处在内乱之中,而秦国更是偏居一隅。因此,宋国和楚国,确实有机会在齐桓公之后争夺中原霸主的宝座。

公元前639年(周襄王十三年)春,宋、齐、楚三国君主会于齐,在宋襄公的强烈要求下,三国同意于同年秋在宋国召开诸侯大会。同年秋,宋襄公以盟主身份约楚成王以及陈国、蔡国、郑国、许国、曹国之君在盂(今河南省睢县西北)会盟,齐国和鲁国借故未到。在春秋时期,主持诸侯会盟,无疑是中原霸主的重要权力。当然,对于宋襄公主持的这一次会盟,齐国和鲁国并没有给足面子。

更让宋国出丑的是,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的建议,轻车简从赴会,以争取各个诸侯的信任,结果在会场上遭到楚成王的突袭被擒。楚成王挟之进攻宋都商丘(今河南省商丘市西南),宋军坚守,数月未下。不久,在鲁僖公的调停下,楚成王于同年冬释放宋襄公。当然,楚国扣押宋襄公的行为,在春秋时期确实是不道义的,这也是楚国最终释放宋襄公的原因。

宋襄公回国后,不甘受楚之辱,亦未放弃争霸之心,不顾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的劝说,于公元前638年(周襄王十四年)夏,联合卫国、许国、滕国三国进攻附楚的郑国。楚成王为救郑率军攻宋。宋襄公遂由郑撤回迎战。而这,成为泓水之战爆发的直接导火索。

二、泓水之战的过程

周襄王十四年(公元前638年)十一月初一,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,宋军已占有利之地,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。宋军已摆好了阵势,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。在古代战争的时候,提前抢占有利的地形,无疑会增加己方拿下胜利的概率。因此,担任司马的子鱼对宋襄公说:“对方人多而我们人少,趁着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,请您下令进攻他们。”对此,在笔者看来,如果宋襄公趁着楚国大军渡过泓水的时候,发动突然的进攻,那么,这确实有可能实现以弱胜强的目标。

但是,宋襄公说:“不行。”楚国的军队已经全部渡过泓水还没有摆好阵势,子鱼又建议宋襄公下令进攻。宋襄公还是回答说:“不行。”在此基础上,宋襄公等到楚军摆好了阵势以后,才下令宋军去进攻楚军。结果,因为楚国大军人多势众,又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,所以宋军大败。在泓水之战中,宋襄公大腿受了伤,他的护卫也被杀死了。宋国人都责备宋襄公。宋襄公说:“有道德的人在战斗中,只要敌人已经负伤就不再去杀伤他,也不俘虏头发斑白的敌人。古时候指挥战斗,是不凭借地势险要的。我虽然是已经亡了国的商朝的后代,却不趁人之危。”

由此,非常明显的是,在泓水之战中,宋襄公执着于有点迂腐的仁义,从而不愿意在楚国大军渡河和还没有列阵的时候发动进攻。但是,等到楚国大军准备好之后,宋襄公只能接受被击败的结果。从这一角度来看,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,对楚国是尽到了仁义的底线,却让宋国将士白白牺牲了。而这,自然是对宋国的不仁义了,所以宋襄公也因为泓水之战,从而遭到了后人的批评。

三、泓水之战的结果和影响

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,泓水之战后,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。在其后数年间,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,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,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。与此相对应的是,宋国在泓水之战战败后沦为春秋时期二流国家,未能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。当然,到了战国中期,宋国确实再度崛起。不过,当时战国七雄的格局比较形成了。因此,对于宋国来说,最终被齐国、魏国、楚国这三国联手消灭。如果不是泓水之战的失败,那么,宋国在春秋时期或许就可以走向强大,乃至于获得和战国七雄平起平坐的位置。

总的来说,泓水之战规模虽不是很大,但是在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。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“成列而鼓”为主要特点的“礼义之兵”行将寿终正寝,以“诡诈奇谋”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。而这,或许可以用“兵不厌诈”来概括了。比如在泓水之战后的城濮之战,晋文公之所以要退避三舍,看似是报答了楚国当年收留自己的恩情,实际上是避其锋芒,诱敌深入,从而最终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。

进一步来说,在先秦时期,所谓的“礼义之兵”,就是作战方式上“重偏战而贱诈战”,“结日定地,各居一面,鸣鼓而战,不相诈”。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,但是,到了春秋时期,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,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,它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,逐渐走向没落。因此,非常明显的是,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,拘泥于“不鼓不成列”“不以阻隘”等旧兵法教条,遭致悲惨的失败,实在是不可避免的。这正如《淮南子》所说的那样:“古之伐国,不杀黄口,不获二毛,于古为义,于今为笑,古之所以为荣者,今之所以为辱也。”

此外,公元前637年(周襄王十五年)五月,宋襄公伤重而死。虽然在一些历史观点中,认为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。不过,在笔者看来,宋襄公的霸业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,尤其是和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等霸主比起来,宋襄公只能说是一个笑柄了。